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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我和我的父辈》:以代际叙事寻求共同的记忆与价值

来源:文汇报
2021-12-03 13:43:5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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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《我和我的父辈》:以代际叙事寻求共同的记忆与价值

  李宁

  近些年,拼盘或集锦似乎已成为主旋律创作中屡试不爽的模式。近日上映的《我和我的父辈》集结了吴京、章子怡、徐峥与沈腾四位“演而优则导”的创作者,以《乘风》《诗》《鸭先知》与《少年行》四个风格迥异的篇章延续了“我和我的”系列的熟悉配方。

  不同的是,如果说电影《我和我的祖国》主要观照个体与国家之间的关系,《我和我的家乡》聚焦个人与故土的联结,那么《我和我的父辈》则首先着眼于代际之间的情感与价值碰撞。

  集锦式创作的优缺点都是显而易见的。其优点在于,如果不同故事单元旗鼓相当、搭配得当,不难形成相互激荡的多声部协奏曲。缺点则在于,若没有某种统一的理念、情绪或风格贯彻始终,便容易形神涣散、顾此失彼。就此而言,《我和我的父辈》的整体呈现还是可圈可点的,影片的四个单元都紧密围绕代际叙事,试图以家国同构的方式重塑与延续社会记忆,寻求民族国家的想象共同体的建构。

  代际的冲突与弥合

  相比于“我和我的”系列的前两部作品,《我和我的父辈》将故事进一步缩减至四个,从而使得每一单元的叙事空间更加充沛。这些单元分别聚焦于革命战争时期、社会主义建设时期、改革开放初期与从未来穿越回到新时代的四个不同历史时期,以四个普通的家庭故事勾连起新中国的过去、现在与未来。

  其中,《乘风》的悲壮传奇,《诗》的柔软诗情,《鸭先知》的日常谐趣,《少年行》的癫狂闹剧,可谓各具特色。徐峥执导的《鸭先知》是整部影片中故事与人物完成度较高的篇章,展现出较为纯熟的喜剧技巧。初执导筒的章子怡则以女性独有的视角与口吻,贡献了整部影片中最为细腻动人的段落。《乘风》相对而言中规中矩,《少年行》则多少有些乏善可陈。

  尽管不同篇章的水准参差不齐,但它们均从家庭关系尤其是父子关系入手,去展现代际之间的碰撞。在文艺创作中,父辈往事、代际冲突总是言说不尽的议题。对于子一代而言,父辈是传统、历史与秩序的代言人,是影响的焦虑,是被仰望也被反抗的对象。《乘风》中,面对身为冀中骑兵团团长的父亲马仁兴,少年马乘风时常流露出执拗、反叛的一面,父子二人经常不欢而散;《诗》中,兄妹俩对于父母神秘的职业充满好奇,并因为父亲的殉职而同母亲爆发强烈冲突;《鸭先知》中,由于父亲各种倒买倒卖、偷鸡不成蚀把米的作为,儿子冬冬在学校饱受同学们的取笑;《少年行》中,热爱科技的小小始终活在无父的阴影中,难以理解父亲为梦想而付出的牺牲。

  当然,《我和我的父辈》的重点不在于描画代际冲突或差异,而在于呈现代际间的情感弥合、价值认同与精神传承。例如,在《乘风》中,这种代际弥合依赖的是保家卫国、同仇敌忾的革命信仰。少年乘风的生命虽戛然而止,但另一个乘风却同时降生,革命的火炬传递不息。而在所有段落中,《诗》显得尤为不同。它没有空喊口号或故作抒情,而是以浪漫又日常的笔触诗化了航天人的奉献精神。创作者以火箭为笔、燃料为墨,以天幕作纸张,将父辈们的生命之舞化为残酷又壮丽的诗句。片中设置了父母给儿女写诗以弥合代际隔阂的情节,“生命是用来燃烧的东西/死亡是验证生命的东西/宇宙是让死亡渺小的东西”等诗句生动诉说了父辈们的志业,诉说了对于生命与死亡的深刻认知,甚至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了那个时代的局限。它让人感觉到,那一代人将自己的青春、血汗甚至生命无畏地抛洒在荒漠旷野、深邃苍穹,既是时代的召唤,也是个体的抱负。而影片正是以这种心灵剖白而非概念说教的方式,令片中的儿女与片外的我们感受到春风化雨般的情感与精神濡染。

  家国同构与历史的提喻

  显而易见,《我和我的父辈》采取了我国文艺创作中常见的家国同构的创作路径:某个小家的悲欢离合是大国命运的缩写,某位具体的父母其实是一代父辈的化身。

  例如,《鸭先知》这一段落就较为成功地塑造了一位改革年代时代弄潮儿的典型——赵平洋。赵平洋出场时,是一位因投机倒把、不务正业而饱受街坊邻里冷嘲热讽的小人物,正遭遇事业与家庭的双重危机。按照加拿大学者弗莱在《批评的解剖》一书中的分类,被戏称“鸭先知”的他显然是一种典型的智力或地位低于普通人的“讽刺”人物。这是一种喜剧创作中常见的人物类型,而处理这类喜剧人物的要义之一,就在于让观众看待他们的目光从俯视转为仰视,以此引发观者更深入的共情与共鸣。赵平洋冲破种种阻碍最终拍成广告片的经历,生动地完成了这种目光的转换,也令人感受到勇立潮头的改革者们既要有把握机遇的敏锐眼光,也要有在孤独和冷遇中不断奋进的精神姿态。

  正是通过赵平洋等父辈形象,《我和我的父辈》以四个历史坐标串联起了中国从积贫积弱到国富民强的宏阔历程,甚至还畅想可以期待的未来。影片力图向我们展现,现代中国不断前进的密码就在于不同时期坚守初心的父辈们,而父辈又是不断迭代的。前浪簇拥着后浪,后浪成长为前浪,奔涌不绝的潮水改变着历史的方向,终于汇聚成大江大河。

  值得指出的是,与《我和我的祖国》等影片类似,《我和我的父辈》的历史书写也是一种典型的历史提喻法:截取几个历史的片段,将其连缀和想象成整体的历史。这种书写方式,很难不体现出某些倾向或限制。除《乘风》外,其他几个段落所建构的主要是一则以知识分子为主体、以科技兴国为主线的当代史,而这或许会一定程度上遮掩历史更为丰富与真实的肌理与样貌。

  为了共同的集体记忆

  人类所处的当下时代,是一个失忆症愈演愈烈的时代。虚拟生存、消费主义、后现代文化等让个体与历史记忆、集体记忆之间的关系日趋淡薄。美国学者保罗·康纳顿在《社会如何记忆》一书中这样写道: “过去的形象一般会使现在的社会秩序合法化。这是一条暗示的规则:任何社会秩序下的参与者必须具有一个共同的记忆。对于过去社会的记忆在何种程度上有分歧,其成员就在何种程度上不能共享经验或者设想。”而历史记忆、集体记忆的保存与延续,关乎我们能否在共同记忆的基础上分享同样的价值理念、拥有同样的精神底色。

  从这个角度而言, 《我和我的父辈》对于父辈往事的回望和代际关系的呈现,当然不只是一种以家喻国、重述历史的方式,还在于通过对于代际传承的强调去延续集体记忆,分享价值共识。

  《乘风》 《诗》与《鸭先知》中那些经过重塑的不同历史记忆,通过片中和谐融洽的代际关系得以传承和延续。而身披科幻外衣的《少年行》则显得十分有趣:它看似畅想着科技腾飞的未来,但聚焦的却是此时此刻中国社会的发展。这一段落中从未来返回2021年的情节设置,是将当下书写成可以返身回望的历史。 《少年行》中甚至还有一个颇有意味的设定:机器人邢一浩所执行的时空穿梭实验的成功关键,在于必须储存下2021年的相关社会记忆。在《未来考古学》一书中,与将科幻文艺视为人类对未来的想象这一普遍看法不同,美国学者弗里德里克·詹姆逊曾给出过一个颇有新意的阐述,他认为科幻文艺的独特性在于能够“将我们自己的当下变成某种即将到来的东西的决定性的过去”。就此而言,看似想象未来的《少年行》与前面三个怀旧段落本质上并无差异:它们都是通过返回过去的方式,从中寻找共同的记忆与价值,以此更好地面向未来。

  (作者为文艺学博士后、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讲师)

责任编辑:刘涵越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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